十年后。

　　因为疫情封关，我和K有一年半没见玉明了。

　　最近终于重开边境，我们能够坐飞机到他所在的国家，又转机到他所在的小城市。

　　他在电话里懒懒的：“我烤肉呢，就不出来了，还记得路吧？”

　　十年前，我们辗转到欧洲，相当费了一番功夫，才找到工作机会。

　　在欧洲安定下来不久，我和K就和平分开，断联了三年。

　　只是我仍有他的银行卡账户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会将工资存一部分给K。

　　那时候我很倔，一定要逼自己分清爱和感激的区别，以至于我不愿面对K，不愿面对自己。

　　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我会想起和他在北京相处的一年半，想起我们血腥青春里的那一场大火。

　　2016年年底，我的居留有了眉目，于是和妈妈在香港见了一面，问她要不要考虑用特殊的渠道来欧洲投奔我。

　　她只说弟弟还要念大学，希望我在外面能平安健康——她罕见地袒露自己的内心：1989年她在北外未完的梦，她希望我帮她做下去。

　　接着，我动身去找了玉明，听说他开了一间中餐馆，我想去见见他。

　　那天正下雪，我刚进门，就看见K坐在吧台上和他一起喝啤酒。

　　有别于我的紧张激动，K很自然地问我的近况，我还没答话，玉明就倒了满满一杯啤酒给我，请我坐下。

　　K没什么变化，穿衣打扮都还是那种休闲日系风格，他在一间本地学校教中文，偶尔代音乐课。

　　我问他，你还搞翻唱吗？

　　他摆摆手，不敢露脸，声音也不方便，不做了。

　　我说我在旅行社当导游，正在重新读兼读本科，想以后去图书馆工作。

　　我问他你身体怎么样，爷爷奶奶好不好？

　　他说最近他们才来欧洲看他，至于腿，他从椅子上下来，走了几圈给我看，如果不细心观察，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。

　　那晚，我们三人从吧台聊到沙发，一直聊，聊到第二天天刚亮，雪光从窗子里透出来，我和K靠在一起睡着了。

　　醒来之后，我们相视一笑，我说我还爱你，我们要不要重温京华旧梦。

　　他脸蹭地红了，把我抱起来转了一圈，语无伦次给他奶奶打电话。

　　从机场出来，转巴士，到站后还要再走两公里。

　　等我们顶着大太阳，走到饭店门口时，已经汗流浃背。

　　玉明来开门，请我们坐下，给我们现做苏打水。

　　我盯着他的脸恍惚了一下——其实我记忆中他一直是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新华社记者，只是他为躲通缉，现在整了容，面相和气质都不太一样了。

　　烧烤店吧台上摆着一张有些褪色的合影，是他和K小时候在蒙东的公园，和他们的父亲一起拍的。

　　欢天喜地的交谈中，玉明说，先前过年的时候，大学同学联系过他一次，说前段时间在纽约碰见了他前女友，赵新杨的妹妹赵晓荷，她在美国读完了博士，拿到了一间州立大学东亚研究的Tenure Track。

　　我说，她爹都落马了，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

　　玉明垂下眼睛：“赵晓荷不算很坏的人，这样她也算得解脱——也算得解脱了。”

　　“不聊那些了。”K摆摆手，岔开话题，“阿哥，我们要不要去塞尔维亚自驾？你还有没有其他人选？”

　　“哪有其他？你们生一个就有了。”他打了个哈欠。

　　吃了两根肉串，拿餐巾纸的时候，我发现餐馆的墙壁上，挂了两幅崭新的中国地图，一幅是中国地形图，一幅是中国政区图。

　　一大口苏打水下肚，我笑着打趣玉明：“怎么想到挂中国地图了？”

　　弥漫着烤羊肉香气的店里，三十六岁，眼角已经有些皱纹的华人老板回答我：“离开得越久，倒是有点想她了。挂着也能当个装饰。”

　　“可惜我们再不能回去了。”K和我肩碰肩，多少有点怅然，“这一生注定是要流亡。”

　　“别那么悲观！”老板说，“时间还长，不怕没什么时间回去。”他一边烤肉，一边唱起歌来：“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。风吹绿草遍地花……彩蝶纷飞，百鸟唱，一湾碧水映晚霞……”

　　我的视线又落到他台面上裱起来的一张小相框上，那一封繁体字书信的节选，我捧过来，一字一字阅读：

　　阿涛，我想，我们还年轻。

　　我将一直等待，等她的光辉驱散阴翳，等她来自土地的力量颠覆压迫，等那轮东方的太阳，重新温暖，照耀我，等新生的我拥抱新生的她，等我再次深情地无牵无挂地呼唤她一声母亲。

　　—— 完 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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